映象新闻

時隔6個月後，謝男因良心不安主動投案，警方訊後將人移送地檢署偵辦

北方人眼中看到的南方是農業社會，農業加上他們的宗教，帶來了貧窮，物質上的貧窮和精神、文化上的貧窮。缺乏對的社會結構，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讓南方出現貴族生活與貴族文化。

馬克・吐溫特別針對這些人和他們的作品而寫了《哈克歷險記》，他模仿他們動用一種懷舊的語氣回顧戰前的南方，但他要傳達的是很不一樣的時代看法。這兩本書的書名，表面上看起來完全一樣，《湯姆歷險記》和《哈克歷險記》，英文書名乍看下也一樣，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和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但看得再仔細一點，有個再微小不過的差異，中文翻譯無論如何表現不出來的——一本書名有定冠詞「The」，一本沒有。這微小的差異，是有意義的。在此誕生了新的「南方書寫」，將那些「戰敗陣營」作家趕到邊緣去，從此遺忘。對照來看，《哈克歷險記》的性質不一樣。

總的來看，北方人比較有優越感，比較有理由瞧不起南方人。南方和北方在價值觀念層次上，其實是一直不平等的。例如巨大的宣傳口號字樣漆在山壁上，刻在山岩上。

1980年代稍為改善，但對話只能蜻蜓點水，說些今天天氣如何之類無關痛癢的話題，浮泛而短暫，毫無深度。資料僅來自真假莫辨的新聞報導，有限的文獻資料，脫北者口述，以及北韓偶遊，走馬看花的所見所聞。寫任何國度社會，都有豐富的素材可以發揮，北韓卻特別難，難過同樣獨裁專制的蘇聯、中國等共黨國家。安德烈．蘭科夫在北韓居住一年，雖然不長，雖然行動受限，仍比一般不曾踏上北韓國土，在書房分析這個極權國家的學者，占了些許優勢。

表面平和背後是政治氣氛的肅殺，以及層層限制，世人看來覺得可笑的規定。近讀《非軍事區之北——北韓社會與人民的日常生活》，費時甚久，主要倒不是書厚字多，而是書中所寫，並不常在新聞報導出現，面對陌生的資訊領域，閱讀速度難免趨緩。

《非軍事區之北》作者對此著墨特多。在嚴格控管之下，任何作者想要描述北韓民眾生活，以及他們內心真實想法，並不容易。最嚴峻的是在1970年代，一有老外靠近問話，北韓民眾便一言不發，快閃。早被蘇聯揚棄的史達林主義，在北韓借屍還魂。

儘管在北韓上映的電影充滿政治訊息，但民眾觀影懂得過濾，注意力集中於革命情懷之外的劇情，他們對好電影的評價是：「裡頭沒有什麼思想教化，特別有意思。此後規定，男孩女孩凡滿十二歲後出門必須佩戴。整個北韓社會擺脫不了政治的輻射，領袖崇拜的產物多不勝數。）是這樣的國家，因此作者筆下北韓人的民生娛樂，脫不了政治暗影。

家裡女傭裙子裡不時傳出奇怪聲響——舊式竊聽器故障。」北韓金氏政權接收且發揚光大了共產制度最壞的部分。

大約2004年後政府允許北韓人不戴。不得使用大學圖書館，參考書目由官員挑選。

北韓是個充分閉鎖的神秘國度，資訊對內對外封鎖，假設在當地住一段時間，而非僅僅到此一遊，是否便能深入觀察，用心探訪，以取得寫作需要的資訊材料？不能。文：果子離描繪一個國家，勾勒這個國家的社會面貌，最難的是民眾的日常生活，而非歷史、軍事、經濟等教科書記載的事項。安德烈．蘭科夫以自己外國人身分所遭受的限制為例，說明北韓當局所設的層層關卡——外國人不得離開城市，禁止前往北韓大部分地區。當蘇聯、中國這些共黨老大哥轉型開放，北韓還是閉鎖的鐵板一塊。金日成徽章形狀大致有二十種款式，每個款式顯示佩戴者的身分地位，金氏父子紅旗前合照款是最高層官員所戴。因此他在北韓那一年，外國人在北韓受到孤立，一舉一動被監控。

北韓人民娛樂選擇少，教條多，歌曲裡總有歌頌領袖的成分我相信研究法念得好的鄉民都能體會，但裝睡的人是喚不醒的。

我這篇短文談兩個鄉民同胞們也許理解沒那麼深刻的議題，和近來教改的爭議有關。而我前一篇文章的街舞案例對比，要告訴你兩端的名額都增加了，是從各位中產階級讀者小孩那兒的名額抽調過來的。

這樣的結果，參考價值極為有限。同時間對不同入學方式的結果比較，因為會有策略運用的問題，有複雜的「選擇性偏誤」。

我甚至不想談公平與否的問題，因為我研究正義的社會心理學，公平正義的評量乃是「情人眼裡出西施」（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心中各有正義。回到資料，目前的教改研究多採用學校的行政資料，這有所謂的「在依變項上選擇」的問題（selection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我們只觀察到上台大、政大等好學生，沒有觀察到另一個「各方面條件都很類似」，但沒有錄取這些大學的學生。有學過迴歸分析的鄉民，應該知道殘差項必須要和你關心的解釋變項之間沒有相關。此外，支持教改的研究者喜歡拿同一時間的不同入學方案來說明考試之弊病，或者嚴格講也不是什麼弊病，而是他們對結果的解釋沒那麼有效地消弭社會不平等。

然而台大電機系吳瑞北教授也再三強調，他主張的改革方式大致只要調換考試與申請的時間順序。教改其實不是只有學者的事情，學者在教改當中也不是中立的角色，學者有小孩，學者有過去，他們過去的糾葛與孩子的利益都會影響他們的立場。

而經驗研究的限制，往往就在你的計量模型與估計的細節裡。什麼意思？如果真的要與聯考做比較，政策評估需要看整個時間序列，還要有恰當的對照組，但教改一修便是全盤適用，根本沒有政策評估的空間。

（註：本文使用「鄉民」一詞，並無貶義，作者本人也是鄉民一枚。你如果仔細讀了我的教改論辯，我個人的立場是反對透過入學制度來消弭社會（出身）不平等，因此大多數經驗研究所關心的問題與我的論證無關。

錄取這些學校的學生的殘差項（也就是他們自己減去在同一個解釋變項／獨變項該值的依變項平均數）都是比較高的，因此迴歸係數的估計會有偏誤，而且偏誤的方向有可能高估或低估。教改由於牽涉太多的個人情感與利益糾葛，還有意識形態，信者恆信，疑者恆疑，恐怕總有一天還是得回到街頭，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來解決。不是我不關心社會不平等，而是我主張透過入學制度以外的途徑來消弭社會不平等，譬如美國總統擬參選人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參議員的免學貸、免學費政策。不過教改的正面後果之一是一堆現代鄉民都念過大學，修過社會科學，因此他們積極地用他們學到的知識，來解讀學者的論證，我認為這是非常正面的發展。

經濟模型是研究的第一步，透過理論的推導，你將要估計的參數標定清楚，而計量模型則連結經濟理論與經驗資料，你需要透過什麼樣的方法，做什麼樣的假設，把你標定清楚的參數估計出來。這和美國做任何重大政策變革，國會立法的時候都會同時將政策評估研究當作必要的制衡，將預算編進去是極大的反差。

相反的，這些研究者其實太認真了，他們把統計的結果太當一回事兒，結果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的問題，經濟學家的研究常區分所謂「經濟模型」（economic model）和「計量模型」（econometric model）。因此我的教改系列文章，向來不以學術界的同儕作為對話的對象。

所以教改研究不能仰賴學校行政系統提供的校務資料，而要連沒有考上大學（不只是沒有考上這些「好」大學）的學生都納入進來，分析才有意義。但有哪些教改研究有辦法區辨兩端的學生？而當大家在「發現」弱勢學生透過特定入學管道上好大學的機率提高許多的同時，有沒有發現這些名額是從誰身上擠出來的？難道是最頂端的那群學生？不過當大家質疑家庭背景取代了非得靠著努力才能得到好成績的考試方式成為入學錄取的指標（多元入學變成「多錢入學」），主事者有讓研究者取得家庭背景的資料嗎？目前的資料只讓你看到有更多沒錢人家小孩上好大學，想讓你「誤以為」名額是從有錢人家小孩挪過來的。